2013年5月24日 星期五

現代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失敗與市民城市的浮現










講題:
現代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失敗與市民城市的浮現   
The Failur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Citizens’ City in Taipei/Taiwan

主講者:夏鑄九,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

一、       歷史的移植過程

      冷戰下的東亞與台灣,美台依賴關係,國族國家的重建(rebuilding the nation state),新國際分工下,發展性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支配性價值穿透了社會,“愛拼才會贏”。身體的青春可以暫時承擔傷害,環境的品質可以遲鈍忽視不見,許諾明天的財富,想像美國!

二、       現代建築與都市計劃在台灣失敗的故事──不同於廿世紀初歐洲城市的現代運動,是美利堅盛 世(Pax Americana)之下,現代建築與都市計劃論述的移植──這是創造性破壞的台灣版本

1.     機能主義言詞之下的建築形式主義建構
2.     技術與結構倫理取向的建築形式主義建構
12,現代建築的機器隱喻,對身體束縛,對意義無言。
3.     建築大師扮演的前衛藝術家角色,消滅落後與愚蠢。
13,形式的創新是不可說破的唯一價值,然而,卻是形式的模仿。
4.     戰後美式的簡化實用主義工程技術教育成為建築與規劃教育的核心,粗暴的技術力量在改變台灣的一切地景。
5.     歐洲社會住宅的平等正義,烏托邦式的改造資本主義城市的價值,都被政治歷史地消音了。超大街廓、摩天樓、封閉的購物商場、私人小轎車、高架橋、以及快速道路是營造的現代都市元素,而柯必意式的城市(Corbusier’s city),如香港、新加坡、北京…,是台北的技術官僚只敢在心裡想而事不可能成真的幻想。
6.     由聯合國專家移植台灣的北美洲形式主義的都市計劃,再現現代都市計劃的理性與抽象座標系統,以及,看齊巴黎,追隨紐約,都市計劃=開馬路,用都市發展解決所有問題,即使是已經簡化了的公共設施,土地徵收與開闢也跟不上都市發展的腳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台北市以外的都市計劃,就是地方勢力經由地方政府的手,投機炒作土地的同義詞。
7.     至於現代性(modernity)性格的更深處,子女對父權的反叛,弒父的慾望(如維也納),而台北,因為這段歷史是移植而非內生,形式的模仿,很難建構反身性能力。
8.     房地產市場與資本積累的過程,時間與空間商品化的壓力,摧毀了一切,現代性是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它就是斷裂(break)
9.     所以,經濟發展了,然而,環境的品質卻日益惡化,與發展的課本上所言不同,現代性的許諾落空了一半。在文化上,現代性是西方的浮現!
10.  最後,我們已經不是過去的我們,由建築與城市都無法辨認自身,MIT就是不能像台灣!

三、       現代建築與都市計劃不能面對現實中的期望──兩極化的城市中市民城市浮現

1.     後現代主義強調的文化認同價值,其實在現代主義移植台灣之初即一直存在。
然而,1970年代的美國,後現代主義開始質疑現代建築的教條,埋葬了現代主義,這是建築論述的範型轉移。這些建築師是對歷史脈絡與社會動力,甚至是空間體驗比較敏感的設計者,規劃師則看到了都市脈絡與建物類型結構性作用,以及零星成長勝於推土機的暴力,他們也確實在學院裡造成百花齊放的盛境。
然而很快地,後現代建築為商品淹沒,被消費的慾望(desire)吞噬,成為流行的俘虜,比現代建築更深陷於建築形式的烏托邦困境。
當前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要求技術升級,品牌打造,文創產業當令,而技術官僚卻缺乏經驗,也完全沒有能力引領產業,帶動經濟發展轉型。
而目前的台北建築師卻發現自己並不會做設計,也無能滿足全球城市、兩極化城市、私營城市裡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夢幻,表現建築的神話。
2.     政治民主化滋味苦澀,為了爭取選票與跟隨房地產價值,引入容積轉移獎勵,小人騎大車,無能卻貪婪的技術官僚自以為得計,再加上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政策,依賴房地產開發者的利益精算,也撩撥了小地主們的貪婪之心,引爆社會衝突,最後,卻消滅了原本粗糙的台灣都市計劃本身。
台北,由殖民城市、1950年代以後的台灣的首要城市,也是一個官僚城市,在廿一世紀往全球城市與私營城市急遽轉變的過程中,都市更新,就是一支看不見的政府的手,而市中心豪宅化與精品化就是空間與時間商品化的結局,原有的活生生的都市紋理、建物類型、店屋、騎樓亭子腳、日式宿舍、美軍眷舍…都快速湮滅,只有部分古蹟得以在市民城市動力的支持下獲得妥協性的保存。
3.     無殼蝸牛要求居住正義與都市居住權利,保存運動對抗著發展計劃,環境運動對抗著破壞,在都會區河邊的都市原住民要求被看到而不是默默地一再被推土機清除,草根社區已經因各類型的都市問題而動員,市民城市在抗爭過程中浮現。雖然政治認同在某個層次上分裂了浮現中的台灣市民社會,終究,發展性國家的正當性已經不再,都市運動提供了社區參與的機會與折衝斡旋的政治空間。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歷史上第一次開始變得平等,公共空間的建構因此值得分析。確實官不聊生,但是他們也做不出什麼重要的事來。政務官提不出面對未來的視野,基層事務官則害怕承擔執行的責任,民主政治下的反對黨則以亂政唯一目標,以及,發展性國家已經被民粹國家掏空,而國家機器已經是個無能的國家,作為全球都會區域浮現的台灣城市,已經是不能治理的城市,國家已經變成是空洞的國家(empty state)了。台北,城市混亂,建築沒有特色,然而,市民城市的一些小角落卻可以驚艷,都市校園的開放空間裡可以見到不畏懼人的黑冠麻鷺,“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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